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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碑銘資料與歷史研究

香港歷史博物館
民俗組
2011年

 
碑銘文字有助於歷史研究,最著名的例子要數1799年拿破崙遠征軍在埃及發現的「羅塞達石碑」,專家把其中的古文字互相對照釋讀,終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內容,為埃及學奠定基礎。我國碑銘文字多不勝數,司馬遷(公元前145 - 公元前90年)寫《史記》時就已經注意收集秦代(公元前221年 - 公元前206年)石刻資料,以述說秦始皇(公元前259 - 公元前210年)的史事。北宋(960 - 1127年)年間,研究和收集青銅器物和碑銘文字的「金石學」興起,更出現相關的著述。發展至清代(1644 - 1911年),金石學大盛,熱潮至1930年代仍未衰減。然而金石學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古代遺物,而地方上廟宇、學校、道橋坊表的碑文,則只有部分被收入地方史志之中,隨著碑刻風化剝落,這些歷史資料亦會就此流失。

為保存香港境內的碑銘文字資料,香港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舊稱)早在1986年出版了一套三冊的《香港碑銘彙編》,該書共收錄585項華文碑銘文字,由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和他們的研究助理在1978至1984年間所收集,原則上以1945年為下限,當中又以祠堂、廟宇和慈善團體所藏的碑刻佔大多數,是香港首本碑刻資料彙編。

「香港故事」民俗展覽現正展出一塊由麻石打製的石碑,是1988年在港島銅鑼灣一帶修路時被發現,後移交香港歷史博物館,所以未收錄於《香港碑銘彙編》內。這塊石碑頂部用剔地起突手法製成浮雕匾額,上面陰刻「聯福碑」三字,石碑經鑿打後,主體部份低陷,兩邊形成突起的框線,中間列出32個善信的名字,其中兩人被列作「福首」。他們在光緒十二年(1887年),為建造廟門前的石壆欄河,共集資235元,並立碑以誌其事。碑文全部用陰刻方法鑿成,線條中未發現有顏料痕跡,可能一直沒有被填上顏色。(內容見下表)

翻查《香港碑銘彙編》的資料,發現這批善信的名字,曾出現在多個港島廟宇的碑記中,例如曾瓊記、吳順記、魏生利、鄧元昌、袁秀記、曾發記及刁伍記,就列名於光緒十年(1885年)〈倡建魯班先師廟簽題工金芳名碑誌〉,曾瓊記更列為建廟緣首之一,再加上碑內有廖和利塘及高萬順塘等採石塘的名字,可見這塊石碑與香港早期的建築行業有密切關係。

根據羅香林和蕭國健關於香港開埠初期打石行業的研究[註1],李義勝、魏三利及刁伍記皆屬於「東家行」的成員,而鄧元昌、曾瓊記、袁秀記、周義和、邱公昌和魏生利則為來自粵東客家地區的打石商人,在上環開業。「東家行」是打石行的東主組織,會員約有120人,主要負責籌辦銅鑼灣天后誕的慶祝活動[註2]。今日香港的打石行業已幾近息微,但這塊石碑卻讓我們看到,在早期城市發展的過程中,這批打石商人不獨累積了財富,他們更積極參與地方上的事務,同時在修建廟宇方面,亦作出了貢獻,這塊石碑正是這段歷史的明證。
 
[註1] 羅香林,〈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蹟及其與香港建設之關係〉,《食貨月刊》復刊第一卷第九期(1971年12月15日),頁459至463。蕭國健,〈香港開埠初期打石行業〉,載氏著《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59至71。

[註2] 蕭國健,〈香港開埠初期打石行業〉,載氏著《香港歷史與社會》,頁61。

聯福碑圖片

香港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舊稱) 在1986年出版的《香港碑銘彙編》 (一書三冊)

香港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舊稱)
在1986年出版的《香港碑銘彙編》
(一書三冊)

在「香港故事」展覽中展出的「聯福碑」圖片

在「香港故事」展覽中展出的「聯福碑」

位於銅鑼灣的天后古廟,攝於1870年代圖片。

位於銅鑼灣的天后古廟,攝於1870年代。

工作人員在新界元朗十八鄉大樹下天后古廟拓印石碑,攝於1982年。

工作人員在新界元朗十八鄉大樹下天后古廟拓印石碑,攝於1982年。

工作人員在坪洲天后廟拓印石碑, 攝於1983年1月18日。

工作人員在坪洲天后廟拓印石碑,
攝於1983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