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丁新豹博士
1999年

 

在英國人的認識中，香港就是香港島的總稱，無論文獻記載，以致繪製的地圖皆如是，英國人佔領港島後，香港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島的官方總稱。但在此之前，在中國的官私文獻中，香港指的是全島一隅的香港村，即目下黃竹坑一帶地方，文獻在提到香港島時，往往羅列出島上村莊的名字：大潭、裙帶路、赤柱、紅香爐、筲箕灣、黃泥涌、薄鳧林，但卻沒有一個統一的總稱。正因如此，在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代表琦善和義律在商議割讓香港時，便曾就"香港"的定義問題引發過一場爭論。¹

 

"紅香爐"曾是香港島的總稱
在上述芸芸的地名中，"紅香爐"曾被用作香港島的總稱。萬曆年間(1573-1620)郭棐編撰的《粵大記》所附海圖，標示了港島上七條村的名字，其中包括香港、筲箕灣、赤柱、大潭、黃泥涌等，說明了在明代，港島上已有多條村落。編撰於清初復界後的杜臻的《閩粵巡視紀略》，記述了港島上多條村莊受到遷界的影響，復界後已先後恢復；康熙廿七年(1688)靳文謨編的《新安縣志》，提到黃泥涌及香港村，但均不見"紅香爐"之名。²據知"紅香爐"一名，首見於王崇熙：《新安縣志》〈兵制條〉；阮元在道光二年(1822)編的《廣東通志》指出：

 

"紅香爐水汛：在本營西，水程二百九十里，下至大鵬山砲台，水程一百一十里，千總一員，外委一員，該汛兵丁撥配米糧巡洋。³

 

紅香爐汛創設於何時，論者皆說是乾嘉年間，但確切年份不詳。但陳倫炯著的《海國聞見錄》的沿海圖中，標示出"紅香爐山"，按位置論，應為香港島無疑。查陳倫炯自幼隨父出征，對東南沿海形勢熟悉，復擢為東南沿海副將及總兵，其《海國聞見錄》，是按他搜集的沿海形勢資料及海防策略集編而成，於乾隆九年(1744)刊行⁴，可說明"紅香爐"一名，至遲於乾隆年間已出現，而且已是整個島的總稱。王崇熙的《新安縣志》(1819)記錄了新安縣治下的村落，並無"紅香爐"之名，但此書附錄的海圖，卻把紅香爐及赤柱，標示為兩個島嶼。⁵此圖似偏重於沿海海防建置，而紅香爐及赤柱均為港島上的汛站⁶，故圖中特別標出兩汛站的名字與位置。反觀陳倫炯的海圖有"紅香爐"一名，亦可能因為要突出紅香爐汛的戰略地位，陳倫炯長年於軍旅中生活，對海防建置格外關注，理所當然。

 

文獻中有關"紅香爐"之記載
現存海外博物館和圖書館的多幅海圖，都標注出"紅香爐山"或"紅香爐汛"以作為香港島之稱謂，如現存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廣東沿海圖》，可能摹自嘉慶年間繪製的地圖，"香港"二字未出現，而標上"紅香爐山"；現存大英圖書館的《廣東沿海圖》，內容和形式與上圖相近，也是標上"紅香爐山"；而另一幅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粵東洋面地圖》，可能是以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所附海圖為藍本，"香港"標於"紅香爐"之左下方，紅香爐島上畫上營汛標誌。⁷

 

這種以"紅香爐汛"或"紅香爐山"作為香港島總稱的習慣，顯然是紅香爐設汛後開始的，陳倫炯的海圖標出"紅香爐山"，其摹本或派生本便蕭規曹隨，依樣胡蘆。晚至同治三年(1864)編的《廣東通志》的海圖，仍以"紅香爐汛"為港島之總稱⁸，此書成書時，上距英國割佔香港已有22年，所有原來軍事建置及駐兵早已撤走，但仍沿用舊稱，一方面可反映出國人對繪製地圖不重視，不認真，祇懂抄襲模仿，不肯作實地勘測或時加修訂，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紅香爐在地圖上作為香港總稱，顯然與紅香爐汛分不開的，清代海圖，往往突出汛站所在，到後來，便索性以汛站名稱作為該島之總稱。

 

必須指出：據中國文獻記載，紅香爐祇是汛站，不是村莊，所以王崇熙的《新安縣志》所列村莊並沒有紅香爐之名⁹，但汛站還是有駐兵的，閩浙總督顏伯燾(?-1855)在道光廿一年(1841)的奏摺中說：

 

"香港為商船內駛必由之路，其島曰紅香爐，上有營汛居民，並非偏僻小島可比。"¹⁰

 

又英人佔領香港島前，英軍司令伯麥(Commodore J.J.GordonBremer,1786-1850)曾照會中方大鵬營協鎮賴恩爵將軍，促"速將該島全處所有貴國官兵撤回"¹¹，可證明港島上一直有營汛駐兵，直至英軍登陸前才撤離。

 

據1841年5月15日《香港轅門報》(Hong Kong Gazette)所載香港島在開埠伊始時的人口分佈情況¹²，島上除去已無人居住的廢村，共有16條村，其中包括了"紅香爐"，有居民50名，是一條小村，論人口，它排在赤柱(2,000)，筲箕灣(1,200)、黃泥涌(300)、香港村(200)、亞公岩(200)、石澳(150)、土地灣(60)之後，而在掃桿甫(10)、西灣(30)、石塘咀(25)之上、與群大路相同。查歌連臣上尉(Capt Collinson)於1845年繪製的香港地圖，大坑一帶沿著注入銅鑼灣海旁的水坑（大坑即以此得名）盡是稻田¹³，可以想見，紅香爐的人口實則上應包括了大坑住民在內。開埠前後，紅香爐這個原來的汛站終於成為一條村莊了。居民有黃、張、李、朱、葉等姓，都是客家人。到1911年，大坑的人口已增至1,574¹⁴，但紅香爐的名字，卻漸漸湮沒無聞。

 

"紅香爐"名字之傳說
紅香爐一地因何得名，一個說法是：

 

"有一天，海面上有一個大香爐被水沖到岸也來，被當地鄉民和漁民發現，便將香爐撈起。漁民和鄉人，認為這香爐一定是天后娘娘送來此地的，便叫人上香奉祀，和在該處建一小廟，用這個香爐來上香，由於靈驗之故，廟貌便發展起來。"¹⁵

 

另據銅鑼灣天后廟戴姓廟祝所述，該廟乃其族人所創建，戴姓族人來自淡水的客家人，先居蒲崗。據說，其族人常渡海至港島沿岸割草，一次於岸邊發現一天后像，乃於發現地點興築一簡陋神龕予以供奉，後來香火漸盛，廟宇乃擴建云…..。¹⁶上述當然是神話傳說，但紅香爐傳說與紅香爐一地及紅香爐天后廟，顯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據約翰斯頓(A.R.Johnston)的記述，開埠時，港島上已有多間廟宇，其中規模較大的是：赤柱天后廟、香港仔的天后廟、鴨婣洲的洪聖廟及紅香爐天后廟¹⁷A可知紅香爐天后廟肯定在殖民地時代之前已存在。

 

紅香爐天后廟
紅香爐天后廟創廟於何時，今不可考，但按廟宇一般發展規律，多從簡陋的神龕開始，善信漸多，香火漸盛，便由善信集資興建一所廟宇，供奉神祇，香客日眾，廟宇變得狹窄，不敷應用，再由善信揮金擴建，紅香爐天后廟，正經歷了這條發展軌跡。

 

要追溯紅香爐天后廟創廟年代，發展過程，須從廟內文物-特別是碑記入手¹⁸，現存廟中年代最早文物是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1747)的鐘，是由船伕所捐贈，但鐘上並無註明是否為此廟鑄造，故此它是否紅香爐天后廟之原物無從稽考，但按廟內現存最重要的文物及資料來源：同治戊辰(1868)的碑記所記述，該廟在道光甲辰(1844)曾重修，重修後的廟宇，仍屬"狹隘之形"，則可推知未重修前，即1844年以前的規模是較小的。廟前的石獅，刻有"興邑刁爵"字樣，是道光廿五年(1845)，即第一次重修後翌年奉贈的。同治七年(1868)，即距第一次重修24年後，紅香爐天后廟進行了第二次的重修，這一次重修，"蒙闔港水陸商民人等，揮金相助"，規模宏大，奠下了目前所見的規模。同治戊辰的重修碑記，不單記述了該廟重修之原委，還附有詳盡的捐者芳名，不單是研究該廟歷史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它對於探討19世紀中葉香港華人社會也甚具參考價值。

 

從碑記所錄的捐者芳名，我們可以知悉紅香爐天后廟是19世紀中葉港島上最重要的廟宇之一，具體分析如下：

 

碑記上說該廟重修，"叨蒙闔港水陸商民人等，揮金相助"，而從碑記中的善信芳名觀之絕非誇大。碑文所錄捐錢資助紅香爐天后廟進行重修的善信連公司共1,418名/間、籌得善款共4,483.5圓，無論從善信數目，以至所籌金額來說，均為當時全港廟宇之冠。

 

闔港水陸商民人集資重修紅香爐天后廟
細讀碑文中所列商號芳名，如恒豐行、合興行、永祥順、元發行、得美行、廣福利、泰豐順、建南號等，均為當年香港最具規模的南北行莊。其中除建南號（為嚴道南所有，嚴氏在東華醫院落成典禮上宣讀禱文，是華人領袖之一）外¹⁹，餘均為潮籍商人，曾資助興建廣州潮州八邑會館²⁰。至於其他商號，仍有不少屬於潮籍。雖然此碑所列商號人名眾多，除潮州商號較易識別外，其他的無從推斷其鄉屬，故不能斷言天后廟的捐助人中以潮州人為最多，但捐錢60圓的7間商號裏，已知有5間肯定是潮州人開設的行莊，比例極高，福茂隆捐70圓，為捐款者之冠，推斷可能也是潮福人士所開辦。這反映了潮商的富有及南北行莊在1860年代晚期漸趨蓬勃。查南北行是在1850年代中葉以後發展起來的，在1860年代成為香港華人商業經濟中一股強大的力量²¹，必須指出：南北行商人組成的南北行公所，正是高滿華、招雨田、陳煥榮、陳春泉等殷商在1868年成立的²²，與紅香爐天后廟重修適同一年，遍查港島其他廟宇碑記，包括文武廟在內，都找不到如此眾多南北行商人集資修繕廟宇的例子，這是可堪玩味的。

 

紅香爐天后廟的資助重修善信中，包括兩間業緣組織，即番衣行聯聚堂和石行聯盛堂（他們還捐贈了對聯及石檯），這是香港開埠以後最早成立的行會，惜其名稱只保留在廟宇碑文中，其具體組織性質如何，已不可考。但打石是開埠初期最蓬勃的行業²³，其最早成立業緣組織，理所當然。

 

捐款善信，包括了本地的商號、坊眾（黃泥涌村眾）、機構（樂善堂）、貨船（金和豐鵃、金利豐船等）、欄棧（興隆欄、仁安棧等），林林種種，既反映了香港商號日益增多，經濟日趨發達，也印證了重修紅香爐天后廟的確是闔港水陸商民人等集資玉成的。

 

細觀捐款名單，其中還包括了台灣、潮州、澄海、省城、留隍、金山等地的商號和善信，而且為數不少，已超越了本港範圍，此廟宇遠近馳名，可以想見。這也是當時其他廟宇不可企及的。

 

同治戊辰年的紅香爐天后廟的總理和值事，名單中包括了上面提及過的恒豐行、合興行、元發行等首屈一指的潮籍南北商號²⁴，其餘商號及人士中，有四名是姓戴的，這反映了該廟廟祝所指稱該廟為戴姓族人所創建，似不無道理。查該天后廟的業權至今仍為戴姓族人所擁有，1928年通過的華人廟宇條例，規定全港廟宇應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但紅香爐天后廟獲豁免，仍由戴氏族人自行管理，這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例子。²⁵

 

紅香爐天后廟在華人社會中的地位
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裏，城鎮有社學及學宮可供地方縉紳集會；在鄉村，同姓鄉紳可在宗祠內集議鄉中事務，然而不同姓的鄉村父老，多假土地廟或文武廟集會，廟宇還成為賑米、施藥、敬老、恤孤等福利事業的發起機構；且鄉中訴訟紛爭，都由父老在廟內排難解紛，主持公道。²⁶香港開埠之初，香港政府對華人不干涉政策，華人往往自行處理自己事務²⁷，其中最普遍的一種組織，便是廟宇委員會。1847年興建的文武廟，原是太平山地區華人集資興建的廟宇，1851年擴建後，逐漸發展為上、中、下、西四環坊眾擁有的"闔港文武廟"，廟旁的公所，便是坊眾聚會商議地區事務的中心。²⁸在19世紀中葉，香港仔的天后廟、鴨脷洲的洪聖廟、赤柱的天后宮、灣仔的玉虛宮、洪聖廟、筲箕灣的天后宮都是地區坊眾集會的中心²⁹，廟旁設有公所，便是坊眾議事之地。這些廟宇捐款的善信，多是街坊或漁民，修建廟宇的款項，都是集腋成裘，募捐得來的，筲箕灣天后宮光緒二年(1876)重修碑記上所謂"獨念我灣地介一隅，家非萬戶，連年告助，巨款難籌，抑知各共一心，蚨錢難擲"³⁰正是忠實寫照。這些廟宇，帶有濃厚的地區色彩。但反觀紅香爐天后廟，其所在地區，人口不多，在19世紀中晚期，天后廟所在地區，已在維多利亞城範圍以外，相當偏僻，但捐錢重修的善信，既不局限於本區居民，甚至包括香港以外的人，捐款來自各式各樣的行業、商號、機構、行會，而廟宇旁邊沒有公所之設，可知它不屬於街坊的廟宇，其地位在19世紀中晚期的香港，只有文武廟可以比擬。所謂"蒙闔港水陸商民人等揮金相助"，沒有半點誇張。從紅香爐天后廟的例子，可見在19世紀的香港，廟宇通過宗教活動是華人社會裏唯一能打破血緣、業緣和地緣藩籬的組織，難怪能長期在香港華人社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註釋

(1)	參見拙文：(鴉片戰爭時期琦善和義律有關"香港"定義的爭論)，發表於"香港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年12月，未刊稿。
(2)	參考饒宗頤：(港九前代考古雜錄)見《嶺南文史》，1985年2期（1985年12月），頁46、50。
(3)	引自阮元：《廣東通志》卷175(經政略)18，(兵制)3，大鵬營及水師提標左營條。
(4)	關於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的海圖，詳見哈爾．恩普森著：《香港地圖繪製史》（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92年）。
(5)	見王崇熙等編：《新安縣志》（嘉慶廿四年〔1819〕刊本精鈔），附圖。
(6)	此圖標出了許多軍事建置的所在，凡砲台或汛站，多標上營汛旗杆標誌以作識認。
(7)	有關此等現存海外的海圖資料，詳見李孝聰著：《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8)	見《香港地圖繪製史》，頁30。
(9)	同註(5)，卷2(輿地略)，(都里條)。
(10)	引自文慶等（編）：《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北京：故宮影印本，1930年）卷30，頁17。
(11)	見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之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國研究社，1964年）頁75。
(12)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841,pp. 287 - 289,有關香港開埠前後島上各區之狀況，可參考James Hayes,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4, (1984), pp.105-140. (Hereafter as JHKBRAS)及A.R.Johnston, "A Note o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lmanac and Directory for 1846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1846). (Hereafter as "NIHK")
(13)	見丁新豹（編）：《河嶽藏珍：中國古地圖展》（香港：香港博物館，1997年）頁86、87、92。
(14)	James Hayes, "Visit to the Tung Lin Kok Yuen, Tam Kung Temple, Happy Valley, and Tin Hau Temple, Causeway Bay, Saturday, 7th November, 1970", JHKBRAS Vol.11(1971), pp.195-197。
(15)	引自夏歷(梁濤)著：《香港東區街道故事》（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頁185。此書對於紅香爐汛與紅香爐天后廟之關係有詳盡記述，但指稱紅香爐天后廟原為汛房，則似缺乏証據，流於臆測。
(16)	同註(14)
(17)	"NIHK"；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st published, 1895), p.190.
(18)	有關紅香爐天后廟之文物，包括同治戊辰碑記，詳見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博物館，1986年）冊1，頁129；冊3，頁666,859,860。
(19)	見《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頁91。
(20)	此等商號，除建南號外，均見於潮州八邑會館之碑記，見(香港潮人商業調查概況)，載《旅港潮州商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旅港潮州商會，1951年）頁1-20。
(21)	關於1850年代以後南北行之興起，可參考拙著：《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博士論文，未刊稿）第三章，頁336-344；第四章，頁454-468。
(22)	香港南北行公所（編）：《南北行公所新廈落成暨成立86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南北行公所，1954年）頁23。
(23)	有關香港早期之打石行業，詳見羅香林：(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蹟及其與香港建設之關係)，《食貨月刊》1：9（1971年12月）頁459-463。
(24)	其中高滿華的元發行是南北行的濫觴，詳見高貞白：(從香港的元發行說起)，《大成》117期（1983年8月）頁47-52；118期（1983年9月）頁45-51；119期（1983年10月）頁34-39；120期（1983年11月）頁46-54。(高資政公阡表與高楚香公家傳)，《大成》121期（1983年12月）頁50-59。
(25)	James Hayes, "Visit to the Tung Lin Kok Yuen, Tam Kung Temple, Happy Valley, and Tin Hau Temple, Causeway Bay, Saturday, 7th November, 1970", JHKBRAS Vol.11 (1971), pp.195-197.
(26)	夏歷（梁濤）：(文武廟與香港教育)(香港街坊志)(文匯報)1982年6月18日-7月22日。
(27)	有關港英政府早年統治華人的政策方針，詳見註(4)拙論文。
(28)	有關文武廟的起源及在十九世紀香港所發揮作用詳見上註。頁181-186；360-363。
(29)	有關資料可參考Carl T. Smith, "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 JHKBRAS Vol. 13 (1973), pp.133-139,其中灣仔洪聖廟見同作者的"Wanchai -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1990), pp.47-93.
(30)	光緒二年(1876)的(天后古廟重修碑記)同註(1),冊1,頁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