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策劃隊伍，大家都奮力工作，以使新館可如期揭幕。那時幸得前輩指導，如林秉輝在本地史和風俗史方面，以及葉祖康在本地考古方面，都使我獲益良多。何清顯是謙謙君子，有悔人不倦之風。林秉輝本身就是歷史的見證，他豐富的田野探訪經驗，使他到各處村鄉都廣受歡迎。葉祖康是考古學者，為人極講原則。

作為最後歸隊的一員，我常參與田野考古工作，不論是龍鼓灘外沙洲島的考古發掘，或是到偏遠鄉村的探訪收集工作，我都爭取機會學習。我還記得在沙洲島上深逾兩米多的考古探坑內發掘，風在地面上過，人在坑內被夏日煎炙。但可親手接觸本地出土文物，以及著名的芬戴禮神父南丫島出土文物和麥兆漢神父粵東出土文物，使我對遠祖巧手製作的發明，建立了終身的尊敬。

我仍記得在大欖涌山區田夫仔村作探訪和收集舊農具家具。那裡常有大蛇吞羊的報道。那天，林秉輝和我及一小隊館員，正攜舉所得家具攀越一山坡時，夏雨突然而至，致全身盡濕，那時光景十分滑稽，如一隊雨中的送喪隊伍，大家都不忍大笑。我們從天邊黑雲，早知會下雨。但老村長說，你們最好立即移走這送嫁椅，否則老妻回家，一定不捨得讓你們拿去。於是，我們便要和夏雨競賽了。

我亦記得在香港仔參加新漁船下水的啟航禮，在海面向觀音廟方向轉三個圈致敬，駛到蒲台島海域試網，在船上品嘗網到的銀秊魚。水上人家的風俗信仰和海上生涯的艱苦，都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博物館只工作了一年，於1976年中就改任香港藝術館的中國美術及古代文物副館長。但在博物館工作的短短歲月裡，為我終身投身博物館事業埋下堅實的基礎，以及贏得至今猶存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