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文章
碑銘資料與歷史研究
香港歷史博物館
民俗組
2011年
| 碑銘文字有助於歷史研究，最著名的例子要數1799年拿破崙遠征軍在埃及發現的「羅塞達石碑」，專家把其中的古文字互相對照釋讀，終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內容，為埃及學奠定基礎。我國碑銘文字多不勝數，司馬遷(公元前145 - 公元前90年)寫《史記》時就已經注意收集秦代(公元前221年 - 公元前206年)石刻資料，以述說秦始皇(公元前259 - 公元前210年)的史事。北宋(960 - 1127年)年間，研究和收集青銅器物和碑銘文字的「金石學」興起，更出現相關的著述。發展至清代(1644 - 1911年)，金石學大盛，熱潮至1930年代仍未衰減。然而金石學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古代遺物，而地方上廟宇、學校、道橋坊表的碑文，則只有部分被收入地方史志之中，隨著碑刻風化剝落，這些歷史資料亦會就此流失。 為保存香港境內的碑銘文字資料，香港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舊稱)早在1986年出版了一套三冊的《香港碑銘彙編》，該書共收錄585項華文碑銘文字，由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和他們的研究助理在1978至1984年間所收集，原則上以1945年為下限，當中又以祠堂、廟宇和慈善團體所藏的碑刻佔大多數，是香港首本碑刻資料彙編。 「香港故事」民俗展覽現正展出一塊由麻石打製的石碑，是1988年在港島銅鑼灣一帶修路時被發現，後移交香港歷史博物館，所以未收錄於《香港碑銘彙編》內。這塊石碑頂部用剔地起突手法製成浮雕匾額，上面陰刻「聯福碑」三字，石碑經鑿打後，主體部份低陷，兩邊形成突起的框線，中間列出32個善信的名字，其中兩人被列作「福首」。他們在光緒十二年(1887年)，為建造廟門前的石壆欄河，共集資235元，並立碑以誌其事。碑文全部用陰刻方法鑿成，線條中未發現有顏料痕跡，可能一直沒有被填上顏色。(內容見下表) 翻查《香港碑銘彙編》的資料，發現這批善信的名字，曾出現在多個港島廟宇的碑記中，例如曾瓊記、吳順記、魏生利、鄧元昌、袁秀記、曾發記及刁伍記，就列名於光緒十年(1885年)〈倡建魯班先師廟簽題工金芳名碑誌〉，曾瓊記更列為建廟緣首之一，再加上碑內有廖和利塘及高萬順塘等採石塘的名字，可見這塊石碑與香港早期的建築行業有密切關係。 根據羅香林和蕭國健關於香港開埠初期打石行業的研究[註1]，李義勝、魏三利及刁伍記皆屬於「東家行」的成員，而鄧元昌、曾瓊記、袁秀記、周義和、邱公昌和魏生利則為來自粵東客家地區的打石商人，在上環開業。「東家行」是打石行的東主組織，會員約有120人，主要負責籌辦銅鑼灣天后誕的慶祝活動[註2]。今日香港的打石行業已幾近息微，但這塊石碑卻讓我們看到，在早期城市發展的過程中，這批打石商人不獨累積了財富，他們更積極參與地方上的事務，同時在修建廟宇方面，亦作出了貢獻，這塊石碑正是這段歷史的明證。 |
| [註1] 羅香林，〈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蹟及其與香港建設之關係〉，《食貨月刊》復刊第一卷第九期（1971年12月15日），頁459至463。蕭國健，〈香港開埠初期打石行業〉，載氏著《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59至71。 [註2] 蕭國健，〈香港開埠初期打石行業〉，載氏著《香港歷史與社會》，頁61。 |
香港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舊稱)
在1986年出版的《香港碑銘彙編》
(一書三冊)
在「香港故事」展覽中展出的「聯福碑」
位於銅鑼灣的天后古廟，攝於1870年代。
工作人員在新界元朗十八鄉大樹下天后古廟拓印石碑，攝於1982年。
工作人員在坪洲天后廟拓印石碑，
攝於1983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