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文章
碑铭资料与历史研究
香港历史博物馆
民俗组
2011年
| 碑铭文字有助于历史研究，最著名的例子要数1799年拿破仑远征军在埃及发现的「罗塞达石碑」，专家把其中的古文字互相对照释读，终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内容，为埃及学奠定基础。我国碑铭文字多不胜数，司马迁(公元前145 - 公元前90年)写《史记》时就已经注意收集秦代(公元前221年 - 公元前206年)石刻资料，以述说秦始皇(公元前259 - 公元前210年)的史事。北宋(960 - 1127年)年间，研究和收集青铜器物和碑铭文字的「金石学」兴起，更出现相关的着述。发展至清代(1644 - 1911年)，金石学大盛，热潮至1930年代仍未衰减。然而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古代遗物，而地方上庙宇、学校、道桥坊表的碑文，则只有部分被收入地方史志之中，随着碑刻风化剥落，这些历史资料亦会就此流失。 为保存香港境内的碑铭文字资料，香港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旧称)早在1986年出版了一套三册的《香港碑铭汇编》，该书共收录585项华文碑铭文字，由科大卫、陆鸿基、吴伦霓霞和他们的研究助理在1978至1984年间所收集，原则上以1945年为下限，当中又以祠堂、庙宇和慈善团体所藏的碑刻占大多数，是香港首本碑刻资料汇编。 「香港故事」民俗展览现正展出一块由麻石打制的石碑，是1988年在港岛铜锣湾一带修路时被发现，后移交香港历史博物馆，所以未收录于《香港碑铭汇编》内。这块石碑顶部用剔地起突手法制成浮雕匾额，上面阴刻「联福碑」三字，石碑经凿打后，主体部份低陷，两边形成突起的框线，中间列出32个善信的名字，其中两人被列作「福首」。他们在光绪十二年(1887年)，为建造庙门前的石壆栏河，共集资235元，并立碑以志其事。碑文全部用阴刻方法凿成，线条中未发现有颜料痕迹，可能一直没有被填上颜色。(内容见下表) 翻查《香港碑铭汇编》的资料，发现这批善信的名字，曾出现在多个港岛庙宇的碑记中，例如曾琼记、吴顺记、魏生利、邓元昌、袁秀记、曾发记及刁伍记，就列名于光绪十年(1885年)〈倡建鲁班先师庙签题工金芳名碑志〉，曾琼记更列为建庙缘首之一，再加上碑内有廖和利塘及高万顺塘等采石塘的名字，可见这块石碑与香港早期的建筑行业有密切关系。 根据罗香林和萧国健关于香港开埠初期打石行业的研究[注1]，李义胜、魏三利及刁伍记皆属于「东家行」的成员，而邓元昌、曾琼记、袁秀记、周义和、邱公昌和魏生利则为来自粤东客家地区的打石商人，在上环开业。「东家行」是打石行的东主组织，会员约有120人，主要负责筹办铜锣湾天后诞的庆祝活动[注2]。今日香港的打石行业已几近息微，但这块石碑却让我们看到，在早期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这批打石商人不独累积了财富，他们更积极参与地方上的事务，同时在修建庙宇方面，亦作出了贡献，这块石碑正是这段历史的明证。 |
| [注1] 罗香林，〈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迹及其与香港建设之关系〉，《食货月刊》复刊第一卷第九期（1971年12月15日），页459至463。萧国健，〈香港开埠初期打石行业〉，载氏着《香港历史与社会》（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4年），页59至71。 [注2] 萧国健，〈香港开埠初期打石行业〉，载氏着《香港历史与社会》，页61。 |
香港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旧称)
在1986年出版的《香港碑铭汇编》
(一书三册)
在「香港故事」展览中展出的「联福碑」
位于铜锣湾的天后古庙，摄于1870年代。
工作人员在新界元朗十八乡大树下天后古庙拓印石碑，摄于1982年。
工作人员在坪洲天后庙拓印石碑，
摄于1983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