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
丁新豹博士
1999年

 

在英国人的认识中，香港就是香港岛的总称，无论文献记载，以致绘制的地图皆如是，英国人占领港岛后，香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岛的官方总称。但在此之前，在中国的官私文献中，香港指的是全岛一隅的香港村，即目下黄竹坑一带地方，文献在提到香港岛时，往往罗列出岛上村庄的名字：大潭、裙带路、赤柱、红香炉、筲箕湾、黄泥涌、薄凫林，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总称。正因如此，在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代表琦善和义律在商议割让香港时，便曾就"香港"的定义问题引发过一场争论。¹

 

"红香炉"曾是香港岛的总称
在上述芸芸的地名中，"红香炉"曾被用作香港岛的总称。万历年间(1573-1620)郭编撰的《粤大记》所附海图，标示了港岛上七条村的名字，其中包括香港、筲箕湾、赤柱、大潭、黄泥涌等，说明了在明代，港岛上已有多条村落。编撰于清初复界后的杜臻的《闽粤巡视纪略》，记述了港岛上多条村庄受到迁界的影响，复界后已先后恢复；康熙廿七年(1688)靳文谟编的《新安县志》，提到黄泥涌及香港村，但均不见"红香炉"之名。²据知"红香炉"一名，首见于王崇熙：《新安县志》〈兵制条〉；阮元在道光二年(1822)编的《广东通志》指出：

 

"红香炉水汛：在本营西，水程二百九十里，下至大鹏山炮台，水程一百一十里，千总一员，外委一员，该汛兵丁拨配米粮巡洋。³

 

红香炉汛创设于何时，论者皆说是干嘉年间，但确切年份不详。但陈伦炯着的《海国闻见录》的沿海图中，标示出"红香炉山"，按位置论，应为香港岛无疑。查陈伦炯自幼随父出征，对东南沿海形势熟悉，复擢为东南沿海副将及总兵，其《海国闻见录》，是按他搜集的沿海形势资料及海防策略集编而成，于乾隆九年(1744)刊行⁴，可说明"红香炉"一名，至迟于乾隆年间已出现，而且已是整个岛的总称。王崇熙的《新安县志》(1819)记录了新安县治下的村落，并无"红香炉"之名，但此书附录的海图，却把红香炉及赤柱，标示为两个岛屿。⁵此图似偏重于沿海海防建置，而红香炉及赤柱均为港岛上的汛站⁶，故图中特别标出两汛站的名字与位置。反观陈伦炯的海图有"红香炉"一名，亦可能因为要突出红香炉汛的战略地位，陈伦炯长年于军旅中生活，对海防建置格外关注，理所当然。

 

文献中有关"红香炉"之记载
现存海外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多幅海图，都标注出"红香炉山"或"红香炉汛"以作为香港岛之称谓，如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广东沿海图》，可能摹自嘉庆年间绘制的地图，"香港"二字未出现，而标上"红香炉山"；现存大英图书馆的《广东沿海图》，内容和形式与上图相近，也是标上"红香炉山"；而另一幅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粤东洋面地图》，可能是以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所附海图为蓝本，"香港"标于"红香炉"之左下方，红香炉岛上画上营汛标志。⁷

 

这种以"红香炉汛"或"红香炉山"作为香港岛总称的习惯，显然是红香炉设汛后开始的，陈伦炯的海图标出"红香炉山"，其摹本或派生本便萧规曹随，依样胡芦。晚至同治三年(1864)编的《广东通志》的海图，仍以"红香炉汛"为港岛之总称⁸，此书成书时，上距英国割占香港已有22年，所有原来军事建置及驻兵早已撤走，但仍沿用旧称，一方面可反映出国人对绘制地图不重视，不认真，只懂抄袭模仿，不肯作实地勘测或时加修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红香炉在地图上作为香港总称，显然与红香炉汛分不开的，清代海图，往往突出汛站所在，到后来，便索性以汛站名称作为该岛之总称。

 

必须指出：据中国文献记载，红香炉只是汛站，不是村庄，所以王崇熙的《新安县志》所列村庄并没有红香炉之名⁹，但汛站还是有驻兵的，闽浙总督颜伯焘(?-1855)在道光廿一年(1841)的奏摺中说：

"香港为商船内驶必由之路，其岛曰红香炉，上有营汛居民，并非偏僻小岛可比。"¹⁰

又英人占领香港岛前，英军司令伯麦(Commodore J.J.GordonBremer,1786-1850)曾照会中方大鹏营协镇赖恩爵将军，促"速将该岛全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¹¹，可证明港岛上一直有营汛驻兵，直至英军登陆前才撤离。

 

据1841年5月15日《香港辕门报》(Hong Kong Gazette)所载香港岛在开埠伊始时的人口分布情况¹²，岛上除去已无人居住的废村，共有16条村，其中包括了"红香炉"，有居民50名，是一条小村，论人口，它排在赤柱(2,000)，筲箕湾(1,200)、黄泥涌(300)、香港村(200)、亚公岩(200)、石澳(150)、土地湾(60)之后，而在扫杆甫(10)、西湾(30)、石塘咀(25)之上、与群大路相同。查歌连臣上尉(Capt Collinson)于1845年绘制的香港地图，大坑一带沿着注入铜锣湾海旁的水坑（大坑即以此得名）尽是稻田¹³，可以想见，红香炉的人口实则上应包括了大坑住民在内。开埠前后，红香炉这个原来的汛站终于成为一条村庄了。居民有黄、张、李、朱、叶等姓，都是客家人。到1911年，大坑的人口已增至1,574¹⁴，但红香炉的名字，却渐渐湮没无闻。

 

"红香炉"名字之传说
红香炉一地因何得名，一个说法是：

"有一天，海面上有一个大香炉被水冲到岸也来，被当地乡民和渔民发现，便将香炉捞起。渔民和乡人，认为这香炉一定是天后娘娘送来此地的，便叫人上香奉祀，和在该处建一小庙，用这个香炉来上香，由于灵验之故，庙貌便发展起来。"¹⁵

 

另据铜锣湾天后庙戴姓庙祝所述，该庙乃其族人所创建，戴姓族人来自淡水的客家人，先居蒲岗。据说，其族人常渡海至港岛沿岸割草，一次于岸边发现一天后像，乃于发现地点兴筑一简陋神龛予以供奉，后来香火渐盛，庙宇乃扩建云…..。¹⁶上述当然是神话传说，但红香炉传说与红香炉一地及红香炉天后庙，显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据约翰斯顿(A.R.Johnston)的记述，开埠时，港岛上已有多间庙宇，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赤柱天后庙、香港仔的天后庙、鸭洲的洪圣庙及红香炉天后庙¹⁷A可知红香炉天后庙肯定在殖民地时代之前已存在。

 

红香炉天后庙
红香炉天后庙创庙于何时，今不可考，但按庙宇一般发展规律，多从简陋的神龛开始，善信渐多，香火渐盛，便由善信集资兴建一所庙宇，供奉神只，香客日众，庙宇变得狭窄，不敷应用，再由善信挥金扩建，红香炉天后庙，正经历了这条发展轨迹。

 

要追溯红香炉天后庙创庙年代，发展过程，须从庙内文物-特别是碑记入手¹⁸，现存庙中年代最早文物是乾隆十二年岁次丁卯(1747)的钟，是由船夫所捐赠，但钟上并无注明是否为此庙铸造，故此它是否红香炉天后庙之原物无从稽考，但按庙内现存最重要的文物及资料来源：同治戊辰(1868)的碑记所记述，该庙在道光甲辰(1844)曾重修，重修后的庙宇，仍属"狭隘之形"，则可推知未重修前，即1844年以前的规模是较小的。庙前的石狮，刻有"兴邑刁爵"字样，是道光廿五年(1845)，即第一次重修后翌年奉赠的。同治七年(1868)，即距第一次重修24年后，红香炉天后庙进行了第二次的重修，这一次重修，"蒙阖港水陆商民人等，挥金相助"，规模宏大，奠下了目前所见的规模。同治戊辰的重修碑记，不单记述了该庙重修之原委，还附有详尽的捐者芳名，不单是研究该庙历史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它对于探讨19世纪中叶香港华人社会也甚具参考价值。

 

从碑记所录的捐者芳名，我们可以知悉红香炉天后庙是19世纪中叶港岛上最重要的庙宇之一，具体分析如下：

碑记上说该庙重修，"叨蒙阖港水陆商民人等，挥金相助"，而从碑记中的善信芳名观之绝非夸大。碑文所录捐钱资助红香炉天后庙进行重修的善信连公司共1,418名/间、筹得善款共4,483.5圆，无论从善信数目，以至所筹金额来说，均为当时全港庙宇之冠。

 

阖港水陆商民人集资重修红香炉天后庙
细读碑文中所列商号芳名，如恒丰行、合兴行、永祥顺、元发行、得美行、广福利、泰丰顺、建南号等，均为当年香港最具规模的南北行庄。其中除建南号（为严道南所有，严氏在东华医院落成典礼上宣读祷文，是华人领袖之一）外¹⁹，余均为潮籍商人，曾资助兴建广州潮州八邑会馆²⁰。至于其他商号，仍有不少属于潮籍。虽然此碑所列商号人名众多，除潮州商号较易识别外，其他的无从推断其乡属，故不能断言天后庙的捐助人中以潮州人为最多，但捐钱60圆的7间商号里，已知有5间肯定是潮州人开设的行庄，比例极高，福茂隆捐70圆，为捐款者之冠，推断可能也是潮福人士所开办。这反映了潮商的富有及南北行庄在1860年代晚期渐趋蓬勃。查南北行是在1850年代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在1860年代成为香港华人商业经济中一股强大的力量²¹，必须指出：南北行商人组成的南北行公所，正是高满华、招雨田、陈焕荣、陈春泉等殷商在1868年成立的²²，与红香炉天后庙重修适同一年，遍查港岛其他庙宇碑记，包括文武庙在内，都找不到如此众多南北行商人集资修缮庙宇的例子，这是可堪玩味的。

 

红香炉天后庙的资助重修善信中，包括两间业缘组织，即番衣行联聚堂和石行联盛堂（他们还捐赠了对联及石台），这是香港开埠以后最早成立的行会，惜其名称只保留在庙宇碑文中，其具体组织性质如何，已不可考。但打石是开埠初期最蓬勃的行业²³，其最早成立业缘组织，理所当然。

 

捐款善信，包括了本地的商号、坊众（黄泥涌村众）、机构（乐善堂）、货船（金和丰、金利丰船等）、栏栈（兴隆栏、仁安栈等），林林种种，既反映了香港商号日益增多，经济日趋发达，也印证了重修红香炉天后庙的确是阖港水陆商民人等集资玉成的。

 

细观捐款名单，其中还包括了台湾、潮州、澄海、省城、留隍、金山等地的商号和善信，而且为数不少，已超越了本港范围，此庙宇远近驰名，可以想见。这也是当时其他庙宇不可企及的。

 

同治戊辰年的红香炉天后庙的总理和值事，名单中包括了上面提及过的恒丰行、合兴行、元发行等首屈一指的潮籍南北商号²⁴，其余商号及人士中，有四名是姓戴的，这反映了该庙庙祝所指称该庙为戴姓族人所创建，似不无道理。查该天后庙的业权至今仍为戴姓族人所拥有，1928年通过的华人庙宇条例，规定全港庙宇应由华人庙宇委员会管理，但红香炉天后庙获豁免，仍由戴氏族人自行管理，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²⁵

 

红香炉天后庙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城镇有社学及学宫可供地方缙绅集会；在乡村，同姓乡绅可在宗祠内集议乡中事务，然而不同姓的乡村父老，多假土地庙或文武庙集会，庙宇还成为赈米、施药、敬老、恤孤等福利事业的发起机构；且乡中诉讼纷争，都由父老在庙内排难解纷，主持公道。²⁶香港开埠之初，香港政府对华人不干涉政策，华人往往自行处理自己事务²⁷，其中最普遍的一种组织，便是庙宇委员会。1847年兴建的文武庙，原是太平山地区华人集资兴建的庙宇，1851年扩建后，逐渐发展为上、中、下、西四环坊众拥有的"阖港文武庙"，庙旁的公所，便是坊众聚会商议地区事务的中心。²⁸在19世纪中叶，香港仔的天后庙、鸭脷洲的洪圣庙、赤柱的天后宫、湾仔的玉虚宫、洪圣庙、筲箕湾的天后宫都是地区坊众集会的中心²⁹，庙旁设有公所，便是坊众议事之地。这些庙宇捐款的善信，多是街坊或渔民，修建庙宇的款项，都是集腋成裘，募捐得来的，筲箕湾天后宫光绪二年(1876)重修碑记上所谓"独念我湾地介一隅，家非万户，连年告助，巨款难筹，抑知各共一心，蚨钱难掷"³⁰正是忠实写照。这些庙宇，带有浓厚的地区色彩。但反观红香炉天后庙，其所在地区，人口不多，在19世纪中晚期，天后庙所在地区，已在维多利亚城范围以外，相当偏僻，但捐钱重修的善信，既不局限于本区居民，甚至包括香港以外的人，捐款来自各式各样的行业、商号、机构、行会，而庙宇旁边没有公所之设，可知它不属于街坊的庙宇，其地位在19世纪中晚期的香港，只有文武庙可以比拟。所谓"蒙阖港水陆商民人等挥金相助"，没有半点夸张。从红香炉天后庙的例子，可见在19世纪的香港，庙宇通过宗教活动是华人社会里唯一能打破血缘、业缘和地缘藩篱的组织，难怪能长期在香港华人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参见拙文：(鸦片战争时期琦善和义律有关"香港"定义的争论)，发表于"香港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12月，未刊稿。
(2)	参考饶宗颐：(港九前代考古杂录)见《岭南文史》，1985年2期（1985年12月），页46、50。
(3)	引自阮元：《广东通志》卷175(经政略)18，(兵制)3，大鹏营及水师提标左营条。
(4)	关于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的海图，详见哈尔．恩普森着：《香港地图绘制史》（香港：香港政府印务局，1992年）。
(5)	见王崇熙等编：《新安县志》（嘉庆廿四年〔1819〕刊本精钞），附图。
(6)	此图标出了许多军事建置的所在，凡炮台或汛站，多标上营汛旗杆标志以作识认。
(7)	有关此等现存海外的海图资料，详见李孝聪着：《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8)	见《香港地图绘制史》，页30。
(9)	同注(5)，卷2 (舆地略)，(都里条)。
(10)	引自文庆等（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北京：故宫影印本，1930年）卷30，页17。
(11)	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东京：近代中国研究社，1964年）页75。
(12)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841,pp. 287 - 289,有关香港开埠前后岛上各区之状况，可参考James Hayes,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4, (1984), pp.105-140. (Hereafter as JHKBRAS)及A.R.Johnston, "A Note o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lmanac and Directory for 1846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1846). (Hereafter as "NIHK")
(13)	见丁新豹（编）：《河岳藏珍：中国古地图展》（香港：香港博物馆，1997年）页86、87、92。
(14)	James Hayes, "Visit to the Tung Lin Kok Yuen, Tam Kung Temple, Happy Valley, and Tin Hau Temple, Causeway Bay, Saturday, 7th November, 1970", JHKBRAS Vol.11(1971), pp.195-197。
(15)	引自夏历(梁涛)着：《香港东区街道故事》（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页185。此书对于红香炉汛与红香炉天后庙之关系有详尽记述，但指称红香炉天后庙原为汛房，则似缺乏证据，流于臆测。
(16)	同注(14)
(17)	"NIHK"；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st published, 1895), p.190.
(18)	有关红香炉天后庙之文物，包括同治戊辰碑记，详见科大卫、陆鸿基、吴伦霓霞合编：《香港碑铭汇编》（香港：香港博物馆，1986年）册1，页129；册3，页666,859,860。
(19)	见《东华三院百年史略》，上册，页91。
(20)	此等商号，除建南号外，均见于潮州八邑会馆之碑记，见(香港潮人商业调查概况)，载《旅港潮州商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旅港潮州商会，1951年）页1-20。
(21)	关于1850年代以后南北行之兴起，可参考拙着：《香港早期之华人社会1841-1870》（博士论文，未刊稿）第三章，页336-344；第四章，页454-468。
(22)	香港南北行公所（编）：《南北行公所新厦落成暨成立86周年纪念特刊》（香港：南北行公所，1954年）页23。
(23)	有关香港早期之打石行业，详见罗香林：(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迹及其与香港建设之关系)，《食货月刊》1：9（1971年12月）页459-463。
(24)	其中高满华的元发行是南北行的滥觞，详见高贞白：(从香港的元发行说起)，《大成》117期（1983年8月）页47-52；118期（1983年9月）页45-51；119期（1983年10月）页34-39；120期（1983年11月）页46-54。(高资政公阡表与高楚香公家传)，《大成》121期（1983年12月）页50-59。
(25)	James Hayes, "Visit to the Tung Lin Kok Yuen, Tam Kung Temple, Happy Valley, and Tin Hau Temple, Causeway Bay, Saturday, 7th November, 1970", JHKBRAS Vol.11 (1971), pp.195-197.
(26)	夏历（梁涛）：(文武庙与香港教育)(香港街坊志)(文汇报)1982年6月18日-7月22日。
(27)	有关港英政府早年统治华人的政策方针，详见注(4)拙论文。
(28)	有关文武庙的起源及在十九世纪香港所发挥作用详见上注。页181-186；360-363。
(29)	有关资料可参考Carl T. Smith, "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 JHKBRAS Vol. 13 (1973), pp.133-139,其中湾仔洪圣庙见同作者的"Wanchai -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1990), pp.47-93.
(30)	光绪二年(1876)的(天后古庙重修碑记)同注(1),册1,页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