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策划队伍，大家都奋力工作，以使新馆可如期揭幕。那时幸得前辈指导，如林秉辉在本地史和风俗史方面，以及叶祖康在本地考古方面，都使我获益良多。何清显是谦谦君子，有悔人不倦之风。林秉辉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他丰富的田野探访经验，使他到各处村乡都广受欢迎。叶祖康是考古学者，为人极讲原则。

作为最后归队的一员，我常参与田野考古工作，不论是龙鼓滩外沙洲岛的考古发掘，或是到偏远乡村的探访收集工作，我都争取机会学习。我还记得在沙洲岛上深逾两米多的考古探坑内发掘，风在地面上过，人在坑内被夏日煎炙。但可亲手接触本地出土文物，以及著名的芬戴礼神父南丫岛出土文物和麦兆汉神父粤东出土文物，使我对远祖巧手制作的发明，建立了终身的尊敬。

我仍记得在大榄涌山区田夫仔村作探访和收集旧农具家具。那里常有大蛇吞羊的报道。那天，林秉辉和我及一小队馆员，正携举所得家具攀越一山坡时，夏雨突然而至，致全身尽湿，那时光景十分滑稽，如一队雨中的送丧队伍，大家都不忍大笑。我们从天边黑云，早知会下雨。但老村长说，你们最好立即移走这送嫁椅，否则老妻回家，一定不舍得让你们拿去。于是，我们便要和夏雨竞赛了。

我亦记得在香港仔参加新渔船下水的启航礼，在海面向观音庙方向转三个圈致敬，驶到蒲台岛海域试网，在船上品尝网到的银秊鱼。水上人家的风俗信仰和海上生涯的艰苦，都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博物馆只工作了一年，于1976年中就改任香港艺术馆的中国美术及古代文物副馆长。但在博物馆工作的短短岁月里，为我终身投身博物馆事业埋下坚实的基础，以及赢得至今犹存的友谊。